伟德体育- 伟德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大西洋月刊:黑色大丽花案最糟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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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肖特遇害事件成为头条新闻的那一刻起,制造轰动效应就成了首要任务。随着每一条新线索、每一份供词、每一位嫌疑人的出现,真实的伊丽莎白·肖特反而更加神秘莫测。她生前性格古怪,喜欢夸大其词甚至撒谎,这无疑加剧了人们的困惑。她会向情人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只是为了向他们索要钱财;她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夸大自己的前途;她还会跟朋友讲述自己已故的丈夫和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孩子——所有这些都只字不提自己真正的困境。肖特生前一直刻意回避聚光灯,但在她去世后的近80年里,聚光灯却彻底吞噬了她。
曼恩的《黑色大丽花》开篇于1946年7月下旬,也就是肖特遇害前几个月,也是她抵达加州长滩不久之后。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肖特结交了女性朋友,也与男性约会;她穿着精致的服饰,脚蹬踝带高跟鞋,头上戴着鲜花;正如一位朋友所说,她“非常谦逊,从不说脏话,也从不卖弄风情”。读者逐渐明白,为何人们对她的好奇心远胜于对事实的了解:我们对她的生活知之甚少。肖特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她似乎对男性的交往方式一无所知,但又足够精明,能够与约会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这段时间里,最了解她的两位女性——玛乔丽·格雷厄姆和安妮·托特——曼恩对她们的刻画比以往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深入,但她们仍然难以理解肖特的内心世界。
然而,曼恩的故事是从托德·福克纳的视角展开的。福克纳说,他第一次见到肖特时,她身穿比基尼,独自走向海滩。那年夏天,他又多次见到她。福克纳当时只有11岁,他说自己从未忘记过她。然而,长大后成为一名记者的他,却在1971年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错误地将肖特的中间名写成了“安” 。福克纳的错误在无数的文章、书籍和电影中流传,最终在1975年的电视电影《谁是黑色大丽花?》中被彻底证实。这部电影由露西·阿纳兹(露西尔·鲍尔和德西·阿纳兹的女儿)饰演肖特。仅仅在第四页,我们就看到了真相与传说的冲突。
曼恩由此将肖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已知事实置于战后洛杉矶的背景之下,当时洛杉矶不断攀升的谋杀率导致恐惧情绪更加高涨。曼恩指出,1945年至1946年间,“男性凶杀率上升了26.8%,而同期女性谋杀案数量却激增了52.9%”。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女性暴力死亡事件的增加,尤其是那些看似死于陌生人之手的案件,反映在日益兴起的黑类型以及包括多萝西·B·休斯的小说《寂寞芳心》( In a Lonely Place)在内的作品中。《寂寞芳心》出版于肖特遇害不到一年之后。
恐惧也促进了报纸的销售,当时任何一位小报记者都能告诉你这一点。而且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尤其是在肖特死后的最初几天和几周,任何关于“黑色大丽花”调查的新细节——即使(或者说尤其)是虚假的——都能提升报纸的发行量。曼恩列举了许多“渲染新闻”(他多次使用这个词)的例子:将发现肖特尸体的街区描述为“情人巷”;捏造证人和家属(包括肖特悲痛欲绝的母亲菲比)的证词;洛杉矶报纸编辑艾格尼丝·安德伍德和吉米·理查森的回忆录中也存在夸大其词的内容,他们是这起谋杀案叙事的早期记录者和塑造者。
几十年来,各种错误和臆测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都被前《洛杉矶时报》记者兼历史学家拉里·哈尼什(Larry Harnisch)记录在案。肖特是性工作者吗?这要归咎于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 ) 1977年出版的小说《真实的忏悔》( True Confessions),这部小说虽然其他方面都很出色,但却给肖特的化身起了个绰号“处女”(The Virgin Tramp),还给她安排了一段色情从业经历。(如果没有《真实的忏悔》,詹姆斯·埃尔罗伊(James Ellroy)可能就不会在1987年写出他自己的小说《黑色大丽花》(The Black Dahlia),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2006年的电影。)她有性功能障碍吗?这是前《旧金山观察家报》 (Examiner)记者威尔·福勒(Will Fowler)的臆造,约翰·吉尔摩(John Gilmore)在他1994年出版的所谓非虚构作品《断绝》( Severed)中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书中引用了一位名叫“赫尔曼·威利斯”(Herman Willis)的侦探的信息,而这个人似乎并不存在。
错误的嫌疑人也层出不穷。乔治·霍德尔是凶手吗?他的儿子史蒂夫·霍德尔一直坚持认为他是凶手,先是在2003年出版的《黑色大丽花复仇者》一书中如此,后来又在另一本书中将乔治列为“十二宫杀手”(唉)。珍妮丝·诺尔顿也相信她的父亲杀害了伊丽莎白:详情请见《爸爸是黑色大丽花杀手》。皮乌·伊特韦尔的《黑色大丽花,红玫瑰》最初让我相信莱斯利·狄龙是凶手,但曼恩的叙述彻底排除了狄龙的嫌疑。伊莱·弗兰克尔去年出版的《死亡姐妹》试图(在我看来是失败的)将肖特与堪萨斯城一桩悬案联系起来。迈克尔·康奈利主持的新播客《代码中的杀手》也试图将“黑色大丽花”和“十二宫杀手”联系起来,一位“冷案顾问”根据一张临终素描作为他的“确凿证据” ,而这张素描更像是粉丝创作的艺术作品。
狡猾、欺骗,甚至对女性施暴,都不能构成确凿的罪证。曼恩也未能免俗,或许有些不情愿;他花了不少篇幅解释为什么不能排除伊丽莎白在长滩的一位男友——1993年去世的马文·马戈利斯(康奈利播客中提到的同一嫌疑人)——是凶手的嫌疑人。(最初的侦探在调查初期就将他排除在外。)即使是曼恩,在考虑陌生人杀害肖特的可能性时,似乎也并不满意:“她只是一个脆弱的年轻女子,碰巧遇到了一个患有严重暴力精神病的人,这个人无论是出于冲动还是蓄意,都决定杀害她,用她的身体来发泄对世界的愤怒和怨恨。”
时隔多年,恐怕没有人会对肖特案的凶手身份感到满意。如果主侦探哈里·汉森所言属实,洛杉矶警察局虽然审讯了数十名嫌疑人——包括之前书中提到的所有人,以及曼恩书中提到的这些人——却从未讯问过真正的凶手。任何结果都可能类似于去年九月通过基因谱系学调查确定1991年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酸奶店谋杀案”凶手的案例。在那起案件中,凶手落网并不能抹去女孩们的家人和被错误定罪的年轻人(其中一人曾被判处死刑)34年来所遭受的痛苦和伤害。经历了数十年的痛苦和折磨,案件的侦破反而让人感到意犹未尽。
抛开叙事的需要,在地平线上,伊丽莎白·肖特正走在加州的一条大道上,试图为自己谱写一个更好的故事。她不必永远做一个被父亲抛弃而伤痕累累的女孩,不必再骄傲地不肯向母亲和姐妹坦白自己的真实生活,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苟活了一段时间。她的好运终究耗尽,我们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但肖特惨死的残酷不应掩盖她的一生,正如神话不应掩盖一个更宏大的真相:她的死永远无法真正解释。

